会议室里一片寂静。75美元，在2000年的亚洲，这是一张专辑天价中的天价。

李薇第一个开口，声音有些发颤：“小田总，这个定价……是不是太高了？日本最贵的专辑也不过4000日元（约合37美元）……”

“不高。”我很肯定，转身面对所有人，“因为我们要卖的不仅是音乐，是身份认同。一个中国少年创作的英文专辑，在全球市场获得成功——这件事本身就有足够的象征意义。限量典藏版的目标用户不是普通乐迷，是那些愿意为‘中国创造’买单的文化消费群体，是收藏家，是行业人士，是那些需要向外界展示自己品味和视野的人。”

我在白板上画了一个金字塔：“标准版是塔基，面向大众；豪华版是塔身，面向核心乐迷；限量版是塔尖，面向文化领袖。一万张限量版，就算全部卖完，销售额也才75万美元，这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定调——告诉市场，这张专辑值得被认真对待。”

高军补充道：“而且限量版会有严格的购买门槛——需要通过星海官网预登记，每人限购一张，防止黄牛炒作。我们要营造的是稀缺感和仪式感。”

李薇若有所思地点头，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笔尖几乎要把纸划破。

“接下来是《华夏》。”高军切换回专辑封面，水墨山水在幕布上铺开，“中文专辑，十首歌，全部由田总创作制作。主打歌《俑》已录制完成，金佚林院长评价‘会改变一些东西’。发行时间定在6月30日，星期五。”

他顿了顿：“选择这个时间点有两个考虑。第一，在《Genesis》发行半个月后，可以利用前一张专辑的余热拉动关注——如果《Genesis》在西方市场取得好成绩，媒体会反过来关注小田总的中文作品。第二，六月底是学期结束的时候，学生群体有更多的消费时间和消费意愿。”

“《华夏》的发行策略和《Genesis》完全相反。”我说，走回白板前，拿起蓝色马克笔，“这张专辑不以全球同步为目标，而是深耕亚洲市场，特别是大中华区。实体发行优先，数字发行滞后。”

“滞后？”王工抬起头，推了推眼镜，“现在不是都在推数字音乐吗？IFpI的官司刚打完，我们应该趁热打铁……”

“是，但不适合《华夏》。”我在白板上画了三个同心圆，“《华夏》这张专辑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的‘根脉’属性。实体唱片——特别是精心设计的实体唱片——本身就是这种根脉的载体。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走进书店的音像区，拿起这张专辑，拆开仿宣纸纹理的包装，拿出cd放入播放器，翻开附赠的创作手记，阅读每一首歌背后的故事——关于西安的秦腔，关于县城的雨夜，关于父亲的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文化体验，一次身份确认。”

我在最内圈写下“中国大陆市场”：“最内层：实体首发，限量预售。我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在全国三百家书店设置‘《华夏》专辑专区’——这不是音像店，是书店，我们要吸引的是那些看书的人。同时，和县城的‘星火生活馆’联动，开展‘听《华夏》，写家乡’征文活动，获奖者可以来北京参加专辑分享会。这张专辑要下沉，要触达最基层的文化消费群体。”

第二圈：“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市场。繁体字版专辑，以共荣音乐为主体与香港明报出版社、台湾滚石唱片深度合作。在台北诚品书店、香港商务印书馆举办首发仪式，邀请当地文化界人士参与。强调‘华人文化共同体的现代表达’这个概念——不管人在哪里，根是一样的。”

最外圈：“非华语市场。这一层不追求销量，追求影响力。选择《俑》《青花瓷》《光年之间》三首歌制作英文版歌词单页，配以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觉设计——我找了中央美院的几位年轻艺术家，他们用现代手法重新诠释传统元素。通过Aurora music的渠道，在纽约、伦敦、巴黎的艺术书店和独立唱片店进行小规模投放。目标不是赚钱，是播种——让西方听众知道，中国音乐不止是‘民族风’‘功夫片配乐’，也可以很现代，很深刻，可以讨论存在、时间、距离这些普世主题。”

画完，我放下笔，回到座位。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看着白板上那个三层结构，眼神里有震撼，有兴奋，也有沉重的压力。

财务总监张颖第一个打破沉默，她拿着计算器按了一会儿，抬起头时脸色有些发白：“这需要……至少两百八十万人民币的营销预算。而且时间太紧，六月只剩一个月了，很多活动需要提前三个月筹备。”

“钱不是问题。”我说，“时间确实紧，所以需要所有人全力以赴。高军负责总协调，赵振负责法律和版权，王工负责技术平台支撑，李薇负责媒体和渠道，张颖你做好预算控制和现金流管理——每天向我汇报支出情况。”

高军接回话头：“接下来是具体的分工。赵振你需要在三天内完成所有法律合同的最终审核——包括与Jive的补充协议、与滚石华纳的发行合同、与各地书店的合作备忘录。王工，好听音乐网要能承受发行当天的流量冲击，我要求6月14日晚上进行压力测试，模拟同时在线二十万人。李薇，我要在六月第一周看到至少五十家媒体的报道计划——从央视《东方时空》到《当代歌坛》，从《人民日报》文化版到新浪网的娱乐频道，全覆盖。”

他顿了顿，看向我：“小田总，你的任务最重。六月你要完成《华夏》最后三首歌的录制，要参与至少五场预热活动，要接受不少于二十家媒体的专访，还要……”

“还要准备高考。”我平静地说。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愣住了，空气仿佛凝固。

“高考？”高军瞪大眼睛，手里的激光笔掉在桌上，发出清脆的撞击声，“七月七、八、九号？那不就是只有一个月？”

“对。”我点头，“所以我需要把工作压缩在六月前十天完成。之后除了必须我出席的活动——比如6月18日上海芯片厂奠基仪式——其他时间我要闭关复习。双专辑发行的具体执行，交给你们。”

赵振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神充满担忧：“可是专辑发行期的宣传，尤其是媒体采访……”

“能提前录的提前录，能电话采访的电话采访，实在需要现场的，安排在6月底之前。”我说得很坚决，“7月1-9号这段时间，天塌下来也别找我。”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窗外的阳光已经移到会议桌中央，在胡桃木桌面上投下一块明亮的光斑，灰尘在光柱中飞舞。

“我知道这很难。”我打破沉默，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但请你们相信，我不是在逃避责任。高考对我来说，和专辑发行一样重要——不，某种意义上更重要。因为如果连最普通的中国青年该走的路都不敢走，我凭什么说自己理解这个时代？凭什么做《华夏》这样的专辑？”

我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这些跟着我从零走到今天的人：“这三年来，我们经历过比这更大的挑战——纳斯达克崩盘前那几天，我们每天盯着期权账户，睡觉都不敢闭眼；IFpI发律师函的时候，赵振三天只睡了八个小时；……但我们都挺过来了。”

我站起身，双手撑在会议桌上，身体前倾：“这一次也一样。只是战线更长，战场更多——我们要在西方市场证明自己，要在本土市场确立标杆，要照顾好家人，甚至要参加一场少年该参加的考试。但我们的弹药也更充足——有《Genesis》这样的国际作品，有《华夏》这样的文化表达，有星海文化这个不断成长的平台，最重要的是，有在座的各位。”

我环视全场，目光与每个人对视：“所以，让我们把这两张专辑，做成2000年中国文化界最重要的事件。不仅要赚钱，更要发声——向世界发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向传统发出当代人的回应。”

掌声响起来。不是热烈的鼓掌，而是缓慢、有力、带着决心的掌声，像战鼓。

会议继续。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我们敲定了每一个细节：

《Genesis》在北美十二个城市的电台首发名单，重点攻克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的top 40电台；

《华夏》在两岸三地书店的铺货顺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先发，一周后铺二线城市，再一周后到县城；

数字平台的技术应急预案——王工团队准备了五套备用服务器方案；

媒体采访的提纲准备——针对央视要谈“文化自信”，针对《南方周末》要谈“个体表达”，针对新浪网可以轻松些，谈创作趣事；

甚至包括签售会上我的着装要求——李薇建议穿中式立领衬衫配深色西装外套，“既传统又现代，既东方又国际”。

中午一点，会议进入最后环节：风险评估。

赵振翻开风险评估报告，声音一如既往的冷静：“最大的风险点有三个。第一，《Genesis》在西方市场遇冷。虽然数据看好，但音乐品味难以预测，尤其是亚洲面孔唱英文歌，可能面临种族偏见。第二，《华夏》在国内市场被批‘曲高和寡’——大众可能不接受这种深度的表达。第三，时间冲突——高考期间如果出现重大舆情或技术故障，小田总无法及时决策。”

高军接话：“应对方案：第一，我们准备了b计划——如果《Genesis》榜单成绩不佳，就转向长尾营销，主打‘收藏价值’和‘文化意义’。第二，《华夏》的推广要分层，大众层面主推《盛夏的雨》《江南》这些相对易懂的歌，专业层面再推《俑》《活埋》。第三，建立危机决策小组——我、赵振、王工三人，在高考期间拥有临机决断权，重大事项投票决定。”

“同意。”我说，“另外再加一条：所有宣传物料，避免使用‘天才’‘神童’这样的字眼。我要的是‘创作者’，不是‘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