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年的盛夏，在抄袭风波的余悸与经济寒潮的持续低气压中，显得格外沉闷而漫长。

然而，对于已然将危机化为磨刀石的“星海”而言，这段外部环境凝滞的时期，却成了向内深潜、厚积薄发的黄金窗口。

风波平息后，我清晰地意识到，无论是个人还是“星海”，都必须更快地构筑起足够深广的“护城河”，以应对未来可能更加剧烈的震荡。

“星海音乐”的自主化进程借此机会再次提速。

高军展现出了惊人的执行力和战略眼光。

在成功打造王斐《流光絮语》这张标杆性专辑后，他并未急于复制成功，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基础的层面——构建“星海”自己的词曲作者和制作人储备。

“小田总，”高军在月度战略会上，指着墙上新绘制的业务结构图，“一个王斐的成功，证明了我们孵化独立音乐人的能力。但我们的根基不能只系于少数几个艺人，更不能长期依赖您个人的创作输出。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内容源头活水。”

他提出了一个名为“星海创作营”的计划。

利用“星海现场”积累的人气和口碑，面向全国招募有潜力的年轻词曲作者和独立音乐人，以工作坊的形式，邀请业内资深制作人、乐手（甚至有时我亲自参与），进行短期的集中创作、交流和作品打磨。目的不是立刻产出爆款，而是筛选有潜力的创作苗子，并与之建立优先合作的关系。

“这是一个长期投资，短期内可能看不到直接收益，但一旦形成气候，将成为‘星海’最核心的竞争力。”高军目光笃定。

“我完全支持。”我当即拍板，“这件事的意义，甚至超过推出一两张畅销专辑。我们需要的是可持续的创作生态。预算方面，在可控范围内，你放手去做。”

与此同时，对“麦田守望者”乐队的运营也采取了更为长线的策略。

高军没有急于让他们发行全长专辑，而是策划了一系列以小剧场和高校巡演为主的“打磨之旅”，让他们在密集的现场演出中积累经验、磨合团队、巩固乐迷基础。同时，利用“经典新声”计划，让他们持续输出经过重新编曲的老歌单曲，保持一定的市场曝光度和新鲜感。

在版权运营方面，高军的触角伸得更远。

他不仅盯着音乐版权，也开始留意一些有潜力的文学作品、甚至民间故事的改编权。

在一次闲聊中，他向我提及：“小田总，我注意到现在有些沿海城市，开始出现一种叫‘图书漂流’的活动，虽然还很初级，但似乎预示着人们对阅读和知识分享有了新的需求。我们‘星海文渊’未来，或许不应该只盯着《明朝那些事儿》这一棵树。”

我心中一动，高军的敏锐再次让我惊喜。

他已然模糊地触摸到了未来“知识付费”和“Ip泛娱乐化”的边缘。

我鼓励道：“这个方向很好，可以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版权积累是慢功夫，但现在正是低成本布局的时候。”

“星海”这艘船，在表面的平静之下，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悄然扩充着自己的舱容和压舱石。

而我个人，则在另一个维度进行着更为隐秘和关键的“深潜”。

抄袭风波带来的最大后遗症，并非外界的质疑，而是我内心深处对自身“独特性”的警醒与反思。

我不能再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旋律搬运工”，哪怕这些旋律来自未来。

我必须将脑海中的“先知”，与这个时代的技术条件、审美趋势以及我个人的真实体悟，进行更深度的融合与再造，形成真正属于“这个田浩彣”的、无法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我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对音乐技术本身的研究中。红星生产社那间熟悉的录音棚，成了我的实验室。

我拉着录音师，近乎偏执地研究各种话筒的拾音特性、不同型号合成器的音色差异、混响和延迟效果器的参数调制对空间感的影响……

脑中的“AI外挂”此时化身为最强大的分析引擎，不仅能清晰“回放”后世那些经典录音的听觉细节，更能以一种近乎直觉的方式，引导我理解这些声音效果背后的物理原理和艺术逻辑。

我开始尝试跳出单纯的旋律框架，从声音设计、空间营造、甚至视觉联觉的角度去构思音乐。

我为自己设定课题：如何用声音描绘出“破晓时分的紫禁城”？如何用电子音效模拟“数据洪流中的孤独个体”？这些实验性的习作大多不具商业价值，甚至有些晦涩难懂，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对音乐的掌控力，从“作曲”层面，深入到了“织体”和“音响”的微观世界。

这是一种从“匠”到“师”的蜕变前夜。

与此同时，我对脑海中那份庞大“曲库”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我不再视其为可以随意取用的宝藏，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反刍”和“消化”的数据库。

我开始有意识地对这些旋律进行“解构”和“重组”，尝试用不同的和声体系、节奏型去演绎它们，或者将两首看似不相关的歌曲动机进行嫁接，探索新的可能性。我知道，只有这样，当未来某一天，脑海中的“存货”耗尽，或者时代的审美发生剧变时，我才能真正依靠自身的力量屹立不倒。

这种深潜，也体现在文学创作上。

《明朝那些事儿》第五册出版后，我主动向聂震宁副总编辑提出，希望暂缓第六册的创作，用一段时间进行沉淀和采风。

“聂老师，”我诚恳地说，“写到王朝末世，越发感到笔力沉重。光是依靠史料和之前的写法，恐怕难以承载那种大厦将倾的悲怆和复杂的人性张力。我想走出去看看，看看那些历史发生地的今天，或许能有新的感悟。”

聂老对我的决定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浩彣，你能有这份清醒和追求，很难得。写作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应该停下来，充充电了。社里这边你不用担心，前五册的势能还在持续。”

于是，在这个夏天，我进行了一系列短暂的“历史寻踪”之旅。

我去了南京，漫步在明孝陵的神道上，感受开国皇帝的雄心与寂寞；

我去了西安，站在古城墙上，遥想盛世的辉煌与脆弱；

我甚至去了山海关，触摸那历经风雨的城墙砖石，体会边关的苍凉与沉重。

这些行走，无法直接转化为书中的段落，却如同无声的浸润，让那些纸面上的名字和事件，在我心中变得更加血肉丰满，也让我的历史观多了几分地理的实感和时间的纵深感。

就在我沉浸于个人深潜与“星海”的内生性成长时，时代的巨轮，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轰然驶向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坐标。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

无论外部的经济环境如何低迷，无论个人的事业面临怎样的挑战，这一天，对于全体中国人而言，都有着超越一切的意义。

香港回归。

早在六月下旬，京城乃至全国的气氛就已经被一种越来越浓烈的期待和自豪感所点燃。

街道两旁挂满了国旗和区旗，电视、报纸所有媒体都在滚动报道回归盛况的筹备进展，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一种欢欣鼓舞的电流。

就连红星生产社里，大家讨论音乐业务的时间也明显少了，更多是在热议着交接仪式、驻港部队以及那个即将结束的殖民时代。

六月三十日晚，我推掉了所有安排，和高军、以及“星海”团队的几个核心成员，还有郑钧、许巍等红星的朋友，一起聚在陈健添先生家中那台最大的彩色电视机前。房间里挤满了人，烟雾缭绕，桌上摆满了啤酒、饮料和熟食，气氛热烈而肃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