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17日，星期一。

生物钟在六点准时将我唤醒。

在香港维港夜景的思索、与大卫·米勒的商务会谈、陈健添书房里的茶香与雪茄味……

过去几天如同高速旋转的万花筒，色彩斑斓却有些不真实。

那些场景还在脑海中浮动——会议室里投影仪的光束、Live house里郑钧嘶吼时脖子上暴起的青筋、陈健添凝视唱片墙时沉默的背影。

而此刻，窗外传来的是北京胡同里熟悉的声响——开门的吱呀声、自行车的铃铛声、远处隐约的广播操音乐。

这些声音琐碎、平凡，却有一种脚踏实地的质感。

它们将我拉回现实，拉回这个十五岁少年，最本真的生活轨道。

我躺在床上，睁眼看着天花板上晨光投下的朦胧光斑，让两种现实在意识中缓缓融合。

香港是未来的预演，是战略的布局，是站在高处了望远方；

而北京，这间招待所的屋子，到连接门口的胡同……

是根基，是日常，是低头看清脚下的路。

二者都需要，也都真实。

起床，洗漱，换上t恤。

镜子里，还是那张十五岁的脸，皮肤光洁，轮廓清晰，但眼神里多了些东西——不是沧桑，而是一种见过更广阔世界后的清醒。

我对着镜子笑了笑，试着让眼神柔和一些，找回一些属于少年的单纯感。

晨练，声乐练习。林教授强调过，变声后期是巩固的关键阶段，一天都不能懈怠。

先在中戏的操场跑上一圈，然后找个角落开声，感受着气息在胸腔和头腔间的流转。

先哼鸣，再练元音，从中央c开始，一个八度一个八度地往上爬。

嗓音比去香港前似乎又稳定了一些，中音区更厚实了，高音虽然还不敢完全放开，但已经少了之前的紧绷感。

这种身体机能上的细微进步，带着一种朴素的喜悦。

它不关乎商业成败，不涉及文化战略，只是一个人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对身体的一点点驯服与掌握。这种纯粹，有时候比任何谈判桌上的胜利都更让人心安。

练完声，额头微微出汗。

清晨的空气带着凉意，远处的石榴树开花了，点点鲜红藏在翠绿的叶子间。

近处走过遛鸟的大爷，画眉的叫声清脆婉转。这一切都简单、直接、生机勃勃。

吃完简单的早餐——馒头、咸菜、稀饭、鸡蛋；

再换身衣服，步行去“星海”。

穿过清晨的胡同，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味、豆浆油条的香气和公共厕所特有的氨水味。

这是一种鲜活、甚至有些粗粝的生活气息，与香港的精致井然、会议室的空调冷气、私人会所的奢华氛围截然不同。

大妈拎着菜篮，与相熟的街坊互相打招呼：“吃了吗您？”“吃了，您呢？”

上班族行色匆匆，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小学生们打闹着跑过，红领巾在晨风中飘动。

我混迹其中，像一个普通的中学生。

没有人知道我刚从香港回来，刚和跨国公司代表谈判，刚与行业大佬深夜长谈。

在这个环境里，我只是一个穿着短袖、按时上学的少年。

这种“普通”，让我感到一种奇异的安心。

无论在外经历了怎样的波澜，这个身份，这个环境，是我最重要的锚点。

它提醒我：无论你走多远，飞多高，最终还是要回到地面上，用双脚走路，用平常心生活。

我放缓脚步，开始搜索和反刍“那场梦中”的记忆：

晨光像帘子一样，隔绝了课堂的吵闹，拉开了早读的喧嚣……

第一节是班主任的数学课。老太太在黑板上推导着复杂的三角函数公式，嘴里念叨着不太标准的希腊字母发音，粉笔灰在窗户斜射进来的阳光中飞舞，像微型的雪。

同桌偷偷在课桌下翻着漫画，是《七龙珠》，悟空正在变成超级赛亚人。

前排的女生，将一张刚收到的纸条，叠成精巧的千纸鹤形状。

后排的男生，似乎还在继续昨晚的梦，头一点一点的，像啄米的小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