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教授放下茶杯，指向徐渭那幅狂草：“这就是无法境。不是真的没有法度，而是法度已经内化到浑然天成，表现出来的完全是心象的流淌。你看徐渭这幅字，哪里还管什么中锋侧锋、提按顿挫？他就是把胸中的块垒，直接泼洒在纸上。”

他顿了顿，语气深沉：“但能看懂狂草的人，就少多了。因为观者需要和创作者有相近的心灵频率，才能感应到那种超越形式的情感冲击。这叫‘知音难觅’。”

我凝视着徐渭的狂草。那些墨迹在纸上奔腾、缠绕、飞溅，确实已经超越了书写的常规，更像是一种情绪的爆发，一种生命的呐喊。

“沈教授，”我缓缓开口，“您觉得，这种‘守法、破法、无法’的三境，只适用于书法吗？”

沈教授笑了：“问得好。其实任何艺术，乃至任何学问，都逃不过这‘三境’。音乐是不是？古典音乐讲究和声对位，这是法度；浪漫派音乐开始强调个人情感，这是破法；到了现代的无调性音乐、先锋音乐，几乎就是‘无法’之境了。”

他看向我：“我听说你在做音乐。那你应该明白——流行歌曲如楷书，旋律朗朗上口，人人能哼；摇滚、民谣如行书，有了鲜明的个性表达；而那些实验音乐、先锋音乐，就是狂草，只对少数知音说话。”

这番话，与我前两天的思考不谋而合。

“那沈教授觉得，一个创作者，应该追求哪一境？”

“这要看你的志向。”沈教授认真地说，“如果你只想娱人耳目，守法境就够了。如果你想表达自我，就要进入破法境。但如果你……”他顿了顿，“如果你想要探索艺术的边界，想要说出前人未说之话，想要触动灵魂最深处的共鸣，那你必须勇敢地走向无法境——哪怕知音寥寥，哪怕不被理解。”

客厅里安静下来。窗外传来远处街道隐约的车流声，但在这个布满古籍和书画的空间里，时间仿佛流淌得特别慢。

陈先生这时开口了：“沈兄，你这话让我想起当年在台北故宫，我们讨论八大山人那些画。当时你说，八大晚年的作品，已经是‘以泪和墨，以血作画’。”

“是啊。”沈教授感慨，“艺术到最后，拼的不是技巧，是生命体验，是灵魂深度。八大经历了国破家亡，他的画里才有那种孤傲和苍凉。徐渭一生坎坷，他的字里才有那种狂放和悲愤。没有经历，哪来的深度？”

他转向我：“田小友，你虽然年轻，但你写的历史，我听陈老说，很有温度，不是冷冰冰的叙述。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问题很突然。我沉默了几秒，才回答：“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写的时候，不是把那些人当成历史课本上的名字，而是当成活生生的人。朱元璋也会害怕，徐达也会犹豫，于谦也会紧张……他们有他们的局限和挣扎，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

沈教授深深地看着我，良久，点点头：“这就是了。你把心放进去写了。所以你的书能打动人，不是因为史料多详实，考证多严谨，而是因为——有温度。”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我们：“我做了一辈子研究，看过无数书画真迹。但真正让我感动的，永远不是那些技巧完美的作品，而是那些能看见创作者‘心跳’的作品。哪怕技巧有瑕疵，哪怕不符合规范，但只要里面有真性情，就是好作品。”

“就像杜尚的《泉》？”我脱口而出。

沈教授猛地转身，眼镜后的眼睛闪着光：“你知道杜尚？”

“知道一点。他把小便池搬进美术馆，打破了艺术的边界。”

“对！”沈教授有些激动，“杜尚的意义不在于那个小便池本身，而在于他提出的问题：什么是艺术？艺术的边界在哪里？这和我们讨论的‘无法境’是相通的——当艺术超越了形式的束缚，它到底是什么？”

他走回长案边，手指轻轻抚过徐渭的狂草：“徐渭在写这些字的时候，不会去想‘我要写一幅传世名作’。他就是想表达，不表达就要爆炸。这种状态，才是最珍贵的。”

下午的阳光透过窗户斜射进来，在长案上投下温暖光带。光带正好照在徐渭的落款上——“天池山人渭”。

那个四百多年前的灵魂，仿佛在这一刻，透过纸墨，与我们对话。

“田小友，”沈教授突然说，“你会写字吗？”

“学过一点楷书，但很久没练了。”

“来，试试。”沈教授铺开宣纸，研墨，递过毛笔。

我接过笔，有些犹豫。前世的我会写毛笔字，这一世确实很久没碰了。但看着眼前的白纸，看着沈教授鼓励的眼神，我深吸一口气，在纸上写下两个字：

“知音”。

楷书，工工整整。

沈教授看了，点点头：“法度有，但拘谨了。再写。”

我又写了一遍，这次尝试加入行书笔意。

“好一些，有了流动感。但还不够。”沈教授指着我的心口，“写字的时候，不要只想手，要想这里。让心里的感受，通过手臂，传到笔尖，落在纸上。”

我闭上眼睛，静心片刻。脑海中浮现很多画面——前世潦倒时的绝望，重生醒来时的迷茫，写下第一个音符时的喜悦，看到《明朝那些事儿》出版时的欣慰，决定投资周杰伦专辑时的决绝……

再睁眼时，我蘸饱墨，在纸上挥洒出第三个“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