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乃君子，非是量狭之人，这也是朕任他做九郎长史的原因。

你与他同属清流，皆两袖清风，相处不难，你也不必有所顾虑。”

徐温与李东阳的政治主张是相近的，二者皆有意整顿吏治。

不同在于，李东阳曾任职户部多年，更善于梳理财政。

他更倾向于，透过整顿吏治，减少贪墨，倡导廉洁、简朴，纠正风气。

开源节流，充实国库，缓解南梁潜在的财政危机。

这与他操持王府十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京中的奢靡，往来的铺张，连身为郡王的萧绍瑜也经不起几番礼尚往来。

俸禄无法支撑官员的官场社交，必行贪墨。

而贪墨，既积民怨，又侵蚀国家财政根基。

李东阳已然预见到，若不整顿吏治，南梁出现财政危机已是无法避免。

当然，他对南梁币制，也有着深深的忧虑。

但限于时代的局限，他尚无法看懂币制背后的隐忧，忧虑仅来自于直觉。

徐温则在尚书省六部，皆多有历练，更善于全局性把控。

他关注整顿吏治，既有财政方面的考量，也有人事方面的考量。

同时，这两方面又关系着军事、工程、教化。

财政积弊重重，必然无法支撑北伐中原。

总靠临时性强行摊派，可一而不可再，刘宋的教训不可不吸取。

若财政状况继续败坏，不要说北伐中原，就是抵御北魏入侵亦将困难重重。

同理，财政困窘必然影响民生工程、教化子民。

水利不兴，就不要指望农业繁荣。

道路不通，必将桎梏商业。

失于教化，必民心思变。

梁帝大谈二者的共同点，其意在于求同存异。

他希望，在处理与李东阳的关系上，徐温能更主动一些。

因为他可以暗示徐温，不必顾虑主和派，却不能暗示李东阳。

如此，主和派幕后大佬刘广博尚在，得不到梁帝暗示的李东阳，自然要与徐温继续保持距离。

于当下的萧绍瑜而言，幕下两大文臣隔阂如鸿沟，是不利于打开局面的。

“臣会化解与东阳兄之隔阂的，共辅九殿下。”

徐温郑重回道。

梁帝大悦，心中想着：

“九郎啊，徐温大才，人朕给你了，能否用好就看你的格局了。”

《梁书·武帝纪》载曰：

高祖与太子詹事徐公温谈心，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