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有很多人的口中。一直眼红那些有料，却不起眼的！然后就用一些不道德的手段去扼杀一个人！
一：那未被命名的光
我想写的，是关于一个修书人的故事。或者说，是关于一个被“修书人”这个简单名词所遮蔽了全部星辰的人。他叫沈默斋，这名字听起来就像一句提前的谶语。在我所居住的这座庞大而健忘的城里，有一条被摩天楼投下的阴影切成碎片的旧街，名叫栖凤街。名字是古雅的，命运却是反讽的，这里从未栖过凤凰，只蜷缩着一些被时代快车甩下的、安静的行业。沈先生的“墨渊书阁”，便在其中，像一枚被遗忘在时间褶缝里的干枯书签。
书阁是极小的，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混合着陈年纸墨、淡淡霉味与檀香的气息便扑面而来，那不是死亡的气味，而是一种沉睡的、厚重的呼吸。光线总是昏暗的，从高高的、蒙尘的小窗斜射进来，能看见无数尘埃在光柱中缓慢浮沉，如同宇宙的微缩星海。四壁是顶天立地的书架，塞满了颜色黯淡、书脊破损的线装书。这里没有畅销书，没有装帧精美的时尚读物，只有沉默的、大部头的史籍、地方志、散佚的文人的诗集、早已无人懂得的棋谱与医案。它们是文明的骨骼，血肉早已被时光风干。
沈先生就坐在店堂最深处的角落里，伏在一张宽大的、布满划痕与墨迹的梨木案前。他的背影，几乎与这满室的昏暗融为一体。我初次见他，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午后，我为了躲避一场骤雨而误入此地。他正用一把极细的毛笔，蘸着碗里的浆糊，修复一册虫蛀严重的《山海经笺注》。那时我还不懂，只觉得好奇，便站在一旁静静地看。
他的动作，是一种近乎仪式的舞蹈。先用柔软的毛刷轻轻拂去书页上的浮尘，像在抚摸婴儿的脸颊。对于破损处，他用镊子夹起纤薄如蝉翼的补纸，对着光，比对着纸张的纹理，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在进行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上浆、粘贴、压平，每一个动作都舒缓、准确，带着一种不容打扰的庄严。他的手指，枯瘦，却异常稳定，上面沾着洗不掉的淡淡墨色。他整个人，就像他正在修复的那本书，纸张泛黄，边缘有些磨损，但内里的文字却清晰而坚定。
我后来便常去。起初是好奇，后来成为一种需要。在我被外界那些喧嚣的、浮躁的、转瞬即逝的信息轰炸得疲惫不堪时，那个昏暗的角落成了一间心灵的避难所。我们交谈不多，往往是我问一句，他隔一会儿才慢悠悠地答一句。他的画，也像他修复的古书，简练，没有多余的修饰。
我问过他，修一本这样的书，要多久。
他头也没抬，说：“快的数月，慢的，一辈子。”
“一辈子？”我惊愕。
“嗯，”他轻轻用一把骨刀刮平一个卷起的书角，“有的书，伤得太重，你补好一页，发现下一页的病害又不同了。急不来的。书有书的时辰，人也有人的时辰。”
他的话，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时间，原来可以有另一种流速。在外面的世界，时间是被切割成秒、分、时，被效率驱赶着的疯狗。而在这里，时间是一滴缓慢坠落的松脂，将那些脆弱的文明碎片温柔地包裹起来，企望在亿万年后，能凝成一颗透明的琥珀。
沈先生并非一个只懂技术的匠人。有一次，他修复一套本地前清的县志，忽然指着其中一页，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带着微弱光亮的声调对我说：“你看，这里记载了一位叫‘梅屿居士’的诗人，说他‘性孤高，好梅花，诗作清冷，有林逋之风’，但后面又写，‘惜其作多散佚，不传于世’。”
他放下工具，望向窗外那片被高楼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眼神有些飘忽。“就这寥寥二十几个字，就是一个人的一生了。‘多散佚，不传于世’……”他重复着这句话，像是在咀嚼一枚极苦的橄榄。“我总想着，或许在某个未被发现的墓穴里，或者某户人家垫箱底的废纸中，还残留着他的一首半句。哪怕只有一句，能让今人知道，在二百年前的某个雪夜，曾有人对着梅花，写过一首诗，那也就不算真正的‘散佚’了。”
那一刻，我看见他眼中有一种光，那不是灯光或日光的反射，而是一种从内心深处幽幽燃起的火苗。我忽然明白了，他修复的，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书籍，更是附着于其上的那些逝去的灵魂、那些被遗忘的悲欢、那些从未被历史聚光灯照亮的小众的、完整的宇宙。他是一个摆渡人，守着一条寂静的河流，将那些微弱的、即将熄灭的声音，一桨一桨，渡向不可知的未来。
然而，这条寂静的河流，终究要汇入喧嚣的、名为“时代”的海洋。变化的征兆，起初是细微的。栖凤街要“改造升级”的消息，像一股暗流，在街坊间窃窃私语地传了很久。终于，一张巨大的、印着效果图的公告，贴在了街口。效果图上，是整齐划一的仿古门店、明亮的玻璃橱窗、穿着时尚的人群，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区”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现实的栖凤街，与效果图上的“示范区”，构成了一个尖锐的讽刺。真实的、粗糙的、带着生活包浆的旧街，在规划的蓝图里，被简化、被美化，也被彻底地异化了。它即将成为一个满足现代人对“古意”进行消费的主题公园。而沈先生的“墨渊书阁”，以及他所代表的那种缓慢、笨拙、无法量产的手艺与精神，显然是这张光鲜效果图上一个不和谐的、必须被擦除的污点。
起初，是来了一些彬彬有礼的年轻人，拿着文件夹，称他为“沈老师”，跟他大谈“文化资产活化利用”、“商业价值转化”。他们说，可以帮他把书店打造成“网红打卡点”，让他现场表演修书，可以将修书的工具和残页做成“文创周边”出售。沈先生只是沉默地听着，不置可否，用一块绒布反复擦拭着他那方祖传的端砚。后来，来人渐渐失去了耐心，语气从“商量”变成了“通知”，最后成了“限期整改”的通牒。
租金开始数倍地涨。周围的旧店铺，五金店、修鞋铺、老式理发店，一家接一家地搬走或关闭， replaced by 奶茶店、盲盒店和连锁便利店。巨大的拆迁机械开始在不远处轰鸣，震得书阁架子上的灰尘簌簌落下，像一场永不停歇的、灰色的雪。
沈先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下去。他的背更驼了，身体也变得更为坚硬。他依然每天修复他的书，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他眼中的那簇火苗，在强大的、冰冷的现实风压下，明灭不定。他修复的是书页上的裂痕，而一种更巨大、更无情的裂痕，正在他所栖身的整个世界的地表上蔓延。
我记得那个下午，阳光罕见地好，透过小窗，正好照亮他案头那本即将修复完成的县志。那是一本关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最详尽的记忆。他完成最后一道工序，用镇纸压平，然后久久地凝视着它。他的手指，那双能赋予破损古籍第二次生命的手指，轻轻地、颤抖地拂过封面上烫金的书名。那不是一个修书人在检视自己的作品，那是一个儿子，在抚摸母亲临终的面庞。
他没有说一句话。但整个房间的寂静，是一种震耳欲聋的、悲恸的嘶喊。
真正的“扼杀”，从来不是电光石火的一刀。它是一场缓慢的、全方位的窒息。它不需要恶意，甚至常常包裹着“发展”、“进步”、“美好生活”的糖衣。它是由无数个“不得不”、无数个“大势所趋”、无数个“合理规划”所组成的合力。它让一种价值，在另一种更强势、更主流、更易于量化的价值面前，显得如此“无用”，如此“不合时宜”，从而剥夺其存在的合法性。
沈先生和他的书阁，就是被这样扼杀的。他不是被某个具体的坏人害死的，他是被一个时代的呼吸，一个崇尚速度、消费、流量的时代的呼吸，所窒息而死的。这是一种温柔的暴力，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谋杀。我们每个人，或许都在为这扼杀，无意中添上了一块砖，贡献了一份力，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共谋，我们都渴望那份光鲜与便捷。
书阁关闭的前一天，沈先生送了我一本书。是一本薄薄的、他手抄的诗集，收录的全是那些如“梅屿居士”一般，在正史中只有一行记载，作品却侥幸未被时光吞没的、小众诗人的残篇断章。扉页上，他用工整的小楷写着：“愿知世间曾有此音。”
我接过那本书，感觉重逾千钧。那不是一本书的重量，那是一整个即将沉入黑暗的星系的重量。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沈先生。栖凤街果然变成了效果图上的样子，整洁，明亮，热闹非凡。“墨渊书阁”的原址，变成了一家售卖仿古饰品和奶茶的“国风体验馆”。人们在那里拍照，发朋友圈，谈论着口味和折扣。一切都很好，符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切想象。
只有我，在某个深夜，翻开那本手抄的诗集，读到梅屿居士唯一传世的那首咏梅诗中的两句：“寂寂空山深雪里，一点微明灭复明。”
我忽然间泪流满面。
我明白了，沈默斋先生，这个被时代扼杀了的小众人物，他本身不就是那“一点未明”吗？他穷尽一生，守护的也正是历史深山中，那些同样微明的、小众的光点。他们或许终将熄灭，湮没于黑暗。但或许，扼杀的意义，正在于此——它让我们在失去之后，才恍然意识到那失去之物的珍贵。它让那被扼杀的微光，在记忆的黑色绒布上，反而呈现出一种惊心动魄的、悲剧性的璀璨。
沈先生死了，他的书阁消失了。但当我，一个曾经偶然闯入的旁观者，在此刻，用文字为他树立一座无形的墓碑时，他的扼杀，便不再是绝对的终结。我成了他渡过的那条寂静河流的下一个摆渡人。我这篇微不足道的文字，便是那“灭复明”的又一次挣扎。
也许，文明的前行，总要以无数小众的、美好的事物的牺牲为代价。我们无法阻挡。但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个哀悼者，一个记录者。记住那一点微明，记住那未被命名的光。那么，这光，就未曾完全熄灭。它在每一次讲述与被讲述中，获得了一种凄美的、永恒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