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生回来，利用先知，写畅销书，做流行音乐，开网吧，搞软件，布局商业版图。这些事有意义吗？

有。

它们让我积累了财富、影响力，让我能帮助身边的人，让我能改变一些人的命运，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化潮流。我让周杰伦的专辑更早成功，我让好网吧系统惠及更多小网吧主，我让“星海现场”成为独立音乐人的舞台。

但和张汝京正在筹划、并即将投身的事业相比呢？

音乐是精神食粮，能抚慰心灵，能塑造认同，能传承文化。

芯片是工业粮食，是现代经济的基石，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在科技竞争中不被卡脖子的命脉。没有芯片，你的手机会变成砖头，你的电脑会变成废铁，你的导弹会失去眼睛。

文化产业可以丰富生活，可以输出价值观。

但半导体产业，是真正的国之重器。它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上限，是高端制造业的皇冠明珠。

我那些通过“Aurora music”赚到的版权收入，通过离岸公司谨慎积累的资金，有多少？

我快速心算了一下：周杰伦专辑分成，好网吧系统收入，图书版税，加上一些零散投资回报……满打满算，扣除运营成本和必要投入，能动用的现金，折合美金大概也就……

五百万左右。

五百万美金。

在张汝京所说的“十几亿美金起”的晶圆厂面前，这是什么概念？

杯水车薪。

甚至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可能只是杯子上凝结的一滴露水，太阳一出来就蒸发得无影无踪。

一股巨大的、混合着敬佩、惭愧和紧迫感的情绪，攥住了我的心脏。

敬佩于张汝京的格局和担当——他本可以在台湾过着优渥的生活，享受行业泰斗的尊荣，但他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

惭愧于自己之前的沾沾自喜和格局局限——我还在为专辑销量沾沾自喜，为网吧系统的小成功得意，却忘了看更远的地方。

紧迫于——时间不等人。现在是1999年，中芯国际2000年就会成立。全球半导体产业正在快速迭代，台积电、三星都在狂奔。大陆如果再不起步，差距会越拉越大。

我必须更快地积累力量，更大规模地汇聚资源。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当真正的机会来临时，我有能力做点什么——哪怕只是投一点钱，哪怕只是引荐一个人，哪怕只是发出一声呐喊。

聚会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话题转到了其他方面——台湾的政治生态，美国的总统大选，甚至聊到了养生和茶道。

但我后面的时间，有些心不在焉。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张汝京的话，以及那冰冷的数字对比。

五百万 vs 十几亿。

一滴水 vs 一片海。

离开时，夜已深。山间的风更凉了，吹在脸上有针扎般的刺痛感。天空是深邃的墨蓝色，几颗星星在云层缝隙中闪烁，光芒微弱但执着。

李宗盛开车送我回酒店。山路蜿蜒，车灯照亮前方一小片路面，两侧是浓得化不开的黑暗。

“怎么了？”李宗盛看了我一眼，目光在仪表盘的微光中显得很温和，“从张博士那儿出来，你就一直不说话。”

“在想张博士说的话。”我如实说，“很受震动。”

李宗盛点点头，双手稳稳地握着方向盘：“汝京兄是真正做大事的人。心有大义，行有静气。我们搞音乐的，是在人心上耕耘。他们搞科技的，是在国家筋骨上用力。都很重要，但分量不同。”

“是。”我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树影，“分量不同。”

回到酒店房间，已经快十一点了。我没有立刻休息，而是打开笔记本电脑，连上电话线拨号上网——1999年的网速慢得像蜗牛，拨号音吱吱呀呀响了半分钟，才终于连上。

我打开邮箱，给高军和赵律师分别写了一封加急邮件。

给高军的邮件内容很直接：

“立即启动‘星海文化’及关联公司近三个月的现金流盘点。我需要一份最保守的、可动用资金总额预估报告。同时，加快周杰伦专辑后续回款的催收和归集。所有非必要开支，暂停或削减。优先级：保留核心业务投入，压缩行政和营销费用。”

给赵律师的邮件更具体：

“维京群岛及开曼离岸架构搭建完成后，第一时间将‘Aurora music’现有及未来可预见版权收入，按照我们商定的最优化税务路径，归集至离岸控股公司。

同时，请重点研究以离岸公司为主体，设立一支专注于‘前沿科技与半导体产业链早期投资’的专项基金的可能性。我需要法律和税务上的可行性方案，以及初步的操作路径。

时间紧迫，请尽快。”

点击发送按钮，邮件带着轻微的“嗖”声传了出去。那个年代还没有进度条，你只能盯着屏幕，祈祷网络不要断线。

发送成功。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张汝京平静的面孔，他说话时温和但坚定的眼神，还有那句“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

窗外，台北的灯火依然璀璨。101工地的塔吊还在作业，红色的警示灯在夜空中规律地闪烁，像这座城市的心跳。

一夜无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