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压下内心的震动，礼貌地伸出手：“张博士，您好。久仰大名。”

“田浩彣……好年轻。”张汝京握手很有力，眼神温和但透着精明，像是工程师在审视一个精密零件，“做音乐好啊，陶冶性情。来，进来坐，别客气。”

走进别墅，内部装修是现代简约风格，但处处透着品味。客厅很宽敞，挑高的天花板，一面墙是整排的书架，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塞满了中英文书籍。我快速扫了一眼——大多是科技、经济、历史类的书，《半导体物理》、《集成电路设计》、《国富论》、《资治通鉴》……另一面墙则挂着几幅抽象画，色彩大胆，笔触狂放。

已有七八个人散坐在沙发和单人椅上，年龄多在四十到六十岁之间。穿着都很随意——毛衣、衬衫、休闲裤。没有人打领带，但每个人气质都不凡。他们正低声交谈着，面前放着茶或红酒，气氛轻松自在。

李宗盛显然是常客，和几位熟人打了招呼，然后带着我在角落的一张双人沙发上坐下。张汝京作为主人，忙着给大家斟茶倒水，丝毫没有大人物的架子。

“老张，别忙了，我们自己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笑着说。

“应该的，应该的。”张汝京倒完茶，在中间的单人椅上坐下。

聚会果然如李宗盛所说，很放松。没有固定议题，大家天南海北地聊。

聊台湾的股市——最近涨得厉害，但泡沫迹象也开始显现；聊美国的互联网泡沫——纳斯达克指数疯涨，人人都说这次不一样；聊大陆的改革开放——浦东开发得热火朝天，外资像潮水一样涌进去。

也聊最新的半导体技术进展——0.18微米制程开始量产，铜互连技术开始应用，晶圆尺寸从8英寸向12英寸过渡……

我在旁边静静听着，不轻易插话，但每一句都听得很仔细。这些人，是台湾经济起飞的中坚力量，是科技界、金融界、实业界的精英。他们的视角和信息，是普通媒体上看不到的，是藏在冰山下的八分之七。

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了大陆的产业发展上。

一位搞风险投资的老先生叹了口气，抿了口茶：“大陆市场是大，人口多，潜力无穷。但基础太薄弱了。尤其是高科技领域，人才、技术、资金，都缺。现在全世界半导体产业都在向台湾和韩国集中，大陆想追，难啊。”

他顿了顿：“我去年去上海张江看过，园区还在规划，厂房都没建几栋。政策支持力度倒是大，但有些事，不是光靠钱和政策就能堆出来的。核心技术，人家捂得死死的，专利壁垒高得像城墙。”

另一位搞贸易的接口道：“而且大陆那边，产业链不完整。设计、制造、封装、测试，整个链条都缺环节。你要做芯片，光有设计没用，得有厂给你流片。可建一条8英寸生产线，动辄十几亿美金，还得有技术授权，有人才团队……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张汝京一直安静地听着，手里端着茶杯，热气袅袅上升。这时他才放下茶杯，陶瓷杯底与木质茶几接触，发出轻微的“嗒”声。

他缓缓开口，声音不高，但很清晰，带着一种工程师特有的、实事求是的语调：

“难，当然难。但再难，也得有人去做。”

所有人都看向他。

客厅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虫鸣，唧唧唧，像在给这场对话打拍子。

“我这两年，经常回大陆看看。”张汝京的目光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上海、北京、深圳，都去了。看到很多地方，确实还落后。基础设施不行，人才储备不足，产业配套缺失。”

他话锋一转：“但也看到很多年轻人，眼睛里有光。在复旦、在交大、在清华，那些学生，想学，想干。他们知道我们落后，但憋着一股劲，想追上来。”

他环视众人，眼神里有一种沉静的力量：“缺技术，我们可以去引进，去消化，去创新。缺人才，可以培养，可以吸引。大陆每年那么多理工科毕业生，只要给他们机会，给他们平台，他们能成长得很快。”

“缺资金……”他顿了顿，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敲，“那就更需要我们这些在外面有点积累的人，想办法，搭桥，铺路。”

他的语气没有慷慨激昂，没有挥舞手臂，只是一种平实的陈述。但里面蕴含的力量，却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动容。那是一种基于理性判断的信念，是一种看清了所有困难之后依然选择向前的勇气。

“张博士，听说您最近在筹划一件大事？”那位搞风险投资的老先生试探着问，语气里带着敬意。

张汝京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常想，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也有了一个尴尬的身份——在台湾出生、成长，受中华文化熏陶，又去美国学了技术、见了世面。”

他的声音很平和，像是在聊家常：“现在，大陆在崛起，需要技术，需要产业。我们能做什么？”

他环视众人，目光一一扫过每个人的脸：“或许，就是做个桥梁吧。把海外的技术、人才、管理经验，带回去，帮助大陆建立起自己的、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产业。特别是半导体，这是现代工业的‘粮食’，是信息时代的‘原油’。一个国家，不能永远指望别人施舍粮食。”

“那可是个无底洞啊，张博士。”有人提醒，语气里带着担忧，“一条8英寸晶圆生产线，动辄十几亿美金起。而且技术更新换代极快，今天投下去的钱，明天可能就过时了。投入巨大，风险极高。大陆那边……有这种决心和持续投入的能力吗？”

张汝京沉默了片刻。

客厅里只有呼吸声和窗外虫鸣。

然后他抬起头，目光坚定：“决心，我看到了。从高层到地方，从政府到学界，我接触过很多人，他们是真的想把这个产业做起来。”

“至于投入和能力……”他轻轻吐出一口气，“事在人为。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我这一辈子，搞技术，搞管理，在德州仪器干了二十年，在台湾也做了几年，积累了一些经验，也认识了一些朋友。”

他的声音变得更轻，但每个字都重如千钧：“如果能用这些，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哪怕只是铺一块砖，垫一块石头，我觉得，值了。”

值了。

两个字，轻飘飘的，落在安静的客厅里，却像巨石投入深潭。

我坐在角落，手里握着微温的茶杯。陶瓷的温热透过掌心传来，但我的心脏却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一下，一下，像鼓点敲在耳膜上。

张汝京的话，像一把锤子，敲在我心上。

前世，我知道张汝京后来回国创办中芯国际的壮举，知道那是一条多么艰难、多么坎坷的路——技术封锁、资金短缺、人才匮乏、国际诉讼……也知道这件事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意义有多么重大——那是从零到一的突破，是打破垄断的第一步。

但那只是历史书上的几行字，是新闻报道里的宏大叙事，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此刻，亲耳听到他在这样一个私密的场合，用如此平实却坚定的语气说出这番话，那种冲击力是完全不同的。

你能感受到那平静话语下，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工程师最朴素也最炽热的家国情怀。那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是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他清楚地知道前面的路有多难——资金、技术、人才、国际环境，每一个都是巨大的障碍。但他还是选择了向前走。

因为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

而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