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空军的留学预备人员，送到德国留学学习陆军、空军。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在协约国支持下对德正式宣战， 对已在德国军校（如柏林军事学院）、高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德国政府未采取扣押等极端措施，而是通过外交途径安排，分批将其遣返回国，部分留学生的个人财物和学习资料在核查后允许携带。

后来湘西被德国遣返的学生，回国后被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南苑航空学校继续完成学业。1919年德国魏玛政府上台后，在湘西方面和德国魏玛政府联系并无偿支援了1万吨粮食，湘西留学预备学校的 陆军、空军的留学生继续在德国留学

海军的留学人员，学习两年英语、基础军事学科、基础理科，然后送到英国留学学习海军。

军工制造为核心的工业技术留学人员，学习两年英语和基础学科、基础理科，然后送到美国留学；学习各方面军工制造，这方面的留学人员是最多的。

一直到1938年 2 月，希特勒宣布德国将正式承认 “伪满洲国”，湘西停止了和德国的外事联系，德国留学中止。此后湘西留学预备学校所有毕业生，一律送到美国留学。

如果说湘西留学预备学校是 “金字塔尖”，那么周氏救济教养学校就是 “金字塔基”—— 它的设立，既有 “民生关怀” 的成分（收养孤儿、照顾烈士遗属），更有 “人才储备” 的深意（培养对周家相对忠诚的基层力量）。

周青云前世作为 “小镇做题家”，深知 “底层人才” 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 一个地区的稳定，不仅需要高端的军官、技术人员，更需要大批合格的教师、公务员、基层干部。

周氏救济教养学校的核心功能有二：一是 “救济”，收养湘西境内因战乱、灾荒失去父母的孤儿，以及在战斗中牺牲的湘西革命军烈士遗属（子女、配偶），为他们提供食宿、医疗保障；二是 “教养”，对这些孩子进行教育，培养他们的 “生活能力” 与 “忠诚意识”，为湘西的基层治理、社会服务输送人才。

学校规模随时间不断扩大，最初仅能容纳 500 余人，到抗战时期全面爆发尤其武汉会战后，因接纳了大量从沦陷区逃亡而来的孤儿，规模达到鼎盛，超过 30 万人，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 “救济教养机构”。

学校的建筑规模也随之扩建，最终面积达到湘西留学预备学校的 10 倍，设有育幼院、小学、中学、手工坊、农田、医务室等完整设施。

育幼院主要接收 6 岁以下的儿童， 配备专业的育儿员（年龄 16-55 岁），负责儿童的饮食、起居、健康护理。育儿员的选拔有严格的 “优先顺序”：首先是湘西烈士家属的女性，其次是现役基层军人（上尉以下）的女性家属，最后是基层公务员（乡长以下）的女性家属；而且育儿员和小学教师相同待遇，这一规定，既体现了对 “烈士、军人、公务员” 的优待，也加大对周家的忠诚。

周青云以其前世现代教育认知为基础，结合清末民初湘西的实际需求，推动了一场针对性极强的基础教育体系重构。

彼时湘西地处西南腹地，教育资源匮乏、民众识字率低下，且长期受封建传统教育束缚，既缺乏适应近代社会的实用知识普及，也存在对新的湘西政权认同感薄弱的问题。

基于此，周青云提出的基础教育改革方案，始终围绕“实用化、本土化、忠诚化”三大核心目标展开，彻底打破了传统私塾教育的桎梏。

在学制设置上，改革方案摒弃了清末“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中过于繁琐的层级划分，将基础教育简化为“5年小学+3年中学”的8年体系。这一设计充分考虑了湘西民众的经济承受能力——缩短学制可减少家庭供学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同时能让青少年更快掌握基础技能参与社会建设；更重要的是，8年学制可实现“快速扫盲+思想塑造”的双重目标，在短期内提升民众基础文化水平，为后续湘西工业化、军事化建设储备基础劳动力。

小学阶段的课程设置以“基础读写+生活常识”为核心。

中文教学不再追求传统科举式的“四书五经”精读，而是聚焦于基础汉字读写与实用文体训练，确保学生毕业后能看懂政府公告、商业契约、家书等日常文本；同时选取《唐诗三百首》《宋词选》中的经典篇目作为辅助教材，既保留传统文化底蕴，也通过“家国情怀”类诗词（如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历史教学则突破了“帝王将相史”的传统框架，重点讲述“近代抗争史”——涵盖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国变等历史事件，尤其强调“湘西人在近代变局中的担当”，将湘西的命运和国家未来紧密绑定。

基础法律道德课程则以《湘西镇守府临时章程》《乡规民约》为核心，用通俗语言讲解“纳税义务”“兵役责任”“邻里互助”等内容，明确“个人-家族-湘西”的利益共同体关系。

中学阶段在小学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实用性”与“忠诚度”培养。课程增设“中国地理、世界地理”“生活常识”“社会基础知识”等实用学科：让学生了解家乡的资源禀赋；“农业基础”传授改良水稻种植、桑蚕养殖技术，直接服务于湘西的农业生产；则通过简单的机械图纸识别、工具使用教学，为后续兵工厂、公路建设储备基础技术工人。

在教育资源分配上，改革方案有一个极具争议却又符合当时现实的设计——全面取消外语学科与高中阶段教育。

周青云的核心考量在于：一方面，湘西基础教育资源有限，外语教学需要专业师资与配套教材，短期内难以普及，且对普通民众而言实用性极低；另一方面，取消高中可避免学生陷入“传统科举式”的升学路径，引导其要么直接参与社会建设，要么通过选拔进入“湘西留学预备学校”接受定向培养。

这种设计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集中策略”——将有限的教育经费与师资集中于“基础教育扫盲”和“精英定向培养”，而非分散投入到低效的外语教学与高中教育中。

尽管周青云自己前世是文科生，但他不支持在文科上投入资源。

对于文科深造，周氏政权采取“完全自费化”政策，明确规定“湘西境内不设文科公费教育项目”，文科爱好者需自行承担费用前往长沙、武汉、北京等地的学堂学习，包括成绩优异者出国留学也是自费。

这一政策背后，是周青云对时代需求的深刻判断：此后的中国面临外敌入侵尤其日本侵华，是千年来最大的外患危机，面临的核心危机是“工业落后”与“军事孱弱”；湘西作为一个地方政权，首要任务是建立强大的国防与工业体系以自保，而非培养文科人才，文科人才可以从北京、武汉方面引进外来者。

因此，将有限的公费资源全部投入到军事与理工科教育中，成为当时最理性的选择。这一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湘西文科的发展，却为后续湘西兵工厂建设、公路修建、军队现代化提供了充足的技术人才储备。

周氏救济教养学校主要收养烈士遗属与孤儿，为其提供基础生活保障与初等教育，其中优秀者可选拔进入湘西留学预备学校，形成“基础教育-精英选拔”的无缝衔接。

湘西留学预备学校的核心定位是高等人才的摇篮，学校的招生对象主要是12-14左右岁的青少年，选拔标准极为严格，需通过“文化考试（基础读写、数学）+身体素质测试（跑步、负重）+忠诚度评估（家庭背景调查、面试）”三层考核。

招生范围覆盖整个湘西，既包括周氏家族子弟、军政要员后代，也包括普通民众中的优秀子弟与周氏救济教养学校的孤儿，这种多元招生模式既能保证人才质量，也能通过“平民子弟逆袭”的案例增强民众对周氏政权的认同感。

在推动教育改革的同时，周氏父子（周绪瑞、周承业）结合自身留学经历（周绪瑞曾经留学德国、周承业曾经留学日本），参考德国、日本的参谋制度，对湘西军队架构进行了全面革新，核心目标是强化集权领导、防范将领专权、提升作战效率。

作为周家掌门人周绪瑞，对这个年代军阀割据根源是深刻了解的，他小时候从父亲周忠义口中听说了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崛起过程，少年经历了清末南方的混乱，青年多次被征调参与镇压各地叛乱，他深知清末民初的中国，军阀割据的根源就是“中央政权衰落、军事主官权力过大、兵为将有、将领有征兵权、军队有驻地财税权”，导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现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局面。

周氏父子深知，湘西作为一个地方政权，若不能有效控制军队，轻则导致内部混乱，重则被外部势力（如袁世凯、西南军阀）吞并。因此，建立一套有效的军队架构与权力制衡机制，成为巩固周氏政权的关键。